《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与民生领域的七大类改革措施，将为应对发展挑战、释放经济红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持。不仅中国公民，包括在华的外国人和外资企业都会从这些系统性的改革举措中获益。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需要有机制的保障和促进。当前市场竞争合作格局的形成来自过去长期的磨合，不过未来的发展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市场主体的竞争关系和市场体系的发展都值得期待。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都应有机会通过协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一方面，国资国企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在做优做大的同时增强核心功能，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能源、铁路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的独立运营有助于在保证经济安全的同时有效提高发展效率，促进公平服务，使欠发达地区得以享受更好的服务。而国有企业的竞争性环节则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数量多，经济参与意愿和活力强。需要通过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为非公经济营造良好环境。经过多年发展，民营企业在许多领域已拥有较强的竞争力，成为行业的标杆和引领者。通过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将促进市场供需的更有效对接。
相比而言，市场体系作为重大改革任务，涉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三个方面。事实上，上述领域已开展了部分改革试点，形成了经验和教训，此次明确设定的时间节点为改革的完成提出了明确要求，而这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基本条件。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将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作用发挥创造必要条件。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的支持，而生产关系则对生产力产生直接的反作用。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需要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除了要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体制机制外，还要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这些既相互独立又有一定关联的行业领域，可能发展动力不同，但都对于政策环境和促进机制的稳定有需求。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并不意味着一关了之，而是需要综合考虑产业发展对地方社会的福利贡献、相关产业链之间的协同关系，动态评估和选择适合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环节，在更广范围考虑优化配置资源和产能布局的可能性。
战略性产业、未来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相对较新，也未必有经验可以遵循。围绕发展目标确定实践计划和推进路径，为创新实践提供风险保障机制，有利于增加企业在产业升级发展上的积极性，通过更高收益率促进适合新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更可持续。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助于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政策的协同既有从规划到执行、纵向沿时间线的协同，也有从财政到金融、横向的不同类型政策措施间的配合。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有限的财政资源通过合理使用，发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多年来的经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尽管中国的财力已有明显增强，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也变得愈发复杂，仅仅依赖于单一的政策不仅效果难有保证，还可能出现较强的负面影响。加大中央与地方政策的协调，形成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有利于减少政策的外溢性负面影响。
伴随国内大市场建设的推进，跨地区的改革事项增加，单纯依靠相关地方政府的协调难度大、效率低。为此，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反映了权责对应的基本要求。
虽然中国整体的债务水平较低，但部分地区依然存在较大的财政压力，需要避免存量债务风险外溢，又要防范在低利率周期债务过快增长。既要拓展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又要强调财政纪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对中央财政支出安排配套资金。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有助于中国经济形成更可持续的发展动能。乡村振兴是中国实现消除绝对贫困承诺后的发展新目标。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稳定中国劳动者供应关系、增加社会福利的重要举措。世界范围来看，促进农业的合理发展，不仅有助于协调农业与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关系，更影响着国际贸易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将显著减少城乡二元发展的动力差异，减少资源要素和土地空间等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城乡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农村的城镇化，也不是发展的单行线，而是根据各地的基本特点和需求探索差异化、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培育适合各地乡村的新业态。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发展理念。除了完全履行对于已有多双边经贸协定的承诺外，中国还将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国际贸易投资活动的低成本、高效推进创造条件。高标准经贸规则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服务于创新贸易活动，有助于创新要素不断在华集聚并发挥作用。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在帮助最不发达国家进行能力建设的同时，将继续扩大对其单边开放的力度。
近年来，尽管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部分国家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但中国持续努力提高外国人来华的便利度。作为开放的重要维度，跨境人员流动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中国将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为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的拓展和优化创造更好条件。
与“引进来”同时发展的是“走出去”。“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发展理念获得了共建国家的认可、支持和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对接，重大标志性工程与“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形成互补，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是增加民众幸福感的基本要求。面对人口年龄结构的持续变化，要实现充分就业就需要使得劳动者拥有适应新经济、新产业要求的新技能；要保证老有所养就需要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作为全球性挑战，人口老龄化需要系统应对、靠前发力，不仅需要通过市场开放引入更多外部资源、降低中国居民使用全球创新领先药物的成本，还应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进程相匹配。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既是时代要求，又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发展活力有重要作用。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相关创新获得超额收益创造条件。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既有发电，也涉及输配电和用电，使得新能源的发展有更强和可持续的市场，并促使技术通过商业应用快速迭代更新。绿色发展不仅是单纯的商业活动，相关的制度和标准同样重要。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不仅有助于做好绿色经济发展的监测，而且对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订中更准确评估发展利益与风险有着重要意义。
发展不能靠等待，也不能投机取巧。经济与民生七大领域改革举措内容庞杂，涉及的相关利益方数量多、关系复杂，推进难度不小。但是，面对挑战，中国并未选择视而不见、绕道而行，而是迎难而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久久为功的持续行动，为释放经济红利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同时，为全球提供中国方案。
周 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