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雷
嫩江平原主要是指嫩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行政范围大致包括黑龙江省西部的齐齐哈尔、大庆地区和吉林省西北部的白城地区。嫩江平原地处东北文化区与北方草原文化区的连接地带，与北方长城地带东段也有文化关联；其考古遗存的文化属性，涉及考古学上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北方地带”“东北文化区”[1]“欧亚内陆”[2]等学术概念的认识，其中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关系尤其值得关注。
一、考古学术语中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
据夏明亮等对学术史的梳理[3]，日本学者江上波夫、水野清一[4]1935年最早提出和使用“长城地带”的概念，美国学者拉铁摩尔[5]在则是“第一个明确将长城作为一个‘地带’去考察其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等的学者”（1939年）。而“大陆学者最早、最全面对‘长城地带’进行论述、划分的”是苏秉琦先生，“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是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中的六大区系之一。此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专题逐渐深入……这使‘长城地带，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考古学名词”。
“长城地带”确实只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考古学名词，至少其地理范围就是模糊的，而且似乎也未对“长城地带”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6]概念的异同作过认真讨论，多数情况是混为一谈。我以为，考古学上“长城地带”和“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指代不同。后者明言“北方”，是将“长城地带”的文化史置放在类似于区系框图的“北方地区”中加以考察，文化内涵和地理范围较之“长城地带”也就出现了差异。另外，后者同时又将“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史置放在欧亚草原的宏观背景和学术视野中加以考察，所以强调了“中国”。
林沄先生认为，“所谓‘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7]。这段话概括出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本质文化属性和历史发展脉络，也界定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地理范围。
柯斯莫使用“北方地带”称谓“包括东起黑龙江、吉林西达新疆连绵的沙漠、草原和森林地区”[8]，地理范围与中国考古学术语中习惯表述的“北方地区”“北方文化带”和“长城地带”均有不同。林沄先生在对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的述评中，指出柯氏将新疆尤其是东北地区纳入“北方地带”未妥。林沄先生理解的“北方地带”实际是他所说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不包括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因此主张将“黑龙江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一样看作东北系青铜器与北方系青铜器同时到达的文化交叉地带”[9]。
考古学研究中通常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分为东、中、西三部分，或者称为东、中、西三段，多数学者以文化史上的辽西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市和辽宁西部的朝阳市）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段，依林沄先生的认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起西辽河流域”，则其东段或可包括内蒙古东南部的通辽市和辽宁北部的铁岭；再向东北方向，则是属于“文化交叉地带”的黑龙江西部。黑龙江西部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关系，或者说黑龙江西部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上的意义，再明确地说“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段能否延伸至黑龙江西部，有必要加以讨论。黑龙江西部的核心地域，就是嫩江平原。
二、嫩江平原的考古遗存和历史背景
在本文的研究中，嫩江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套用黑龙江区域考古学的框架体系，分别称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早段（战国西汉）、早期铁器时代晚段（东汉魏晋）[10]和辽金时期。
（1）宾福将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编年划分为三段，即：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距今6500年左右）、靶山类型（距今5500-5000年）和昂昂溪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11]。青铜时代以后，嫩江流域“识别了夏至魏晋时期的六支文化遗存。这六支考古文化遗存依年代早晚顺序分别是小拉哈文化（夏至商代早期）、古城类型（商代晚期）、白金宝文化（西周至春秋时期）、汉书文化（战国至西汉时期，按，有些学者称为汉书二期文化）、红马山文化（东汉时期）、大安渔场墓葬遗存（魏晋时期）”[12]，赵宾福并且将嫩江流域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小拉哈文化、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具体划分为七段，而以汉书二期文化晚期为代表的第八段已经进入西汉纪年。[13]
（2）平洋墓葬”包括泰来县砖厂墓地和战斗墓地[14]。平洋墓葬主体年代属于战国，晚期阶段可至西汉中晚期，“平洋墓葬就是汉书二期文化的墓葬”[15]的认识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公认。嫩江平原汉书二期文化的其他墓葬地点包括讷河大古堆[16]、富裕小登科[17]（晚期墓葬）、杜尔伯特官地[18]、镇赉坦途北岗子[19]等地，时代大致在战国，通榆兴隆山墓地[20]年代在西汉中晚期，齐齐哈尔三家子墓地[21]的年代整体晚于平洋墓葬，可能进入东汉纪年。吉林大安后套木嘎第六期遗存亦属于汉书二期文化，年代范围在战国至西汉。
汉书二期文化在西北方向越过大兴安岭进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完工墓地主要含有汉书二期文化和西汉匈奴文化两种文化成分，“在保持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主要体质特征的同时，完工墓地的人群受到来自西北部匈奴文化的强烈影响”[22]，年代相当于西汉中晚期。在松辽平原中部，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23]（西汉中晚期）、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24]（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夫余遗存）见有汉书二期文化因素的流布。在东面，汉书二期文化与干流松花江上游的“庆华遗存”也有文化联系。
汉书二期文化是战国西汉时期松嫩平原北部最为强势的考古学文化。关于汉书二期文化居民的族属，早年曾经有学者认为平洋墓葬为拓跋鲜卑及其先世遗存[25]，有些学者则将松嫩平原北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夫余先世北夷橐离国挂钩[26]，尚无一致意见。平洋墓葬居民的人种类型主要与东北亚蒙古人种接近（也与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相关）[27]，新近研究表明汉书二期文化居民（后套六期组、平洋组、大古堆组和完工组）属于先秦时期的古东北类型[28]。
（3）嫩江平原东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红马山文化为代表，红马山文化分布于靠近嫩江中游的上游下段，主要包括讷河市境的红马山遗址、二克浅晚期墓葬[29]、库勒浅晚期墓葬[30]、兔子地遗址和嫩江县境的铁古拉遗址等。张伟指出，“红马山文化与汉书二期文化、平洋墓葬在年代上应该是接续的”，陶器群中的“壶、单耳杯、豆、三足兽形器、支座等，是汉书二期文化和平洋墓葬等考古遗存的传统器物……属于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传统”，而“数量众多的罐”则显示了与呼伦贝尔东汉遗存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31]。红马山文化与大兴安岭西侧的拓跋鲜卑遗存关系密切，乔梁认为这“表明了南下的拓跋鲜卑集团中还有向东挺进到嫩江流域的一支”[32]，倪润安则认为红马山文化向西影响到了呼伦贝尔地区的汉代遗存。吉林大安渔场墓地[33]—般认为魏晋时期的鲜卑墓地[34]，潘玲认为时代约在东汉晚期[35]。
（4）北朝隋唐时代的嫩江平原属于南部室韦居地，但是考古遗存基本是空白。近来张伟、田禾将大庆沙家窑辽墓改定为唐代早、中期，认为其中包括室韦、契丹和黑水靺鞨三种文化因素[36]辽代南部室韦被纳入契丹之地。大致以嫩江为界，以西属于上京道，以东属于东京道（金代嫩江以西属于临潢府路，以东属于上京路）。吉林白城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和大安市“塔虎城遗址”与辽代泰州和长春州有关，其中泰州属于节度使级建制。根据乔梁、杨晶的介绍[37]，嫩江流域的辽代墓葬发现主要有龙江朱家坎墓地、龙江西甸子墓、龙江广厚二村墓、齐齐哈尔三合砖厂墓、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墓、齐齐哈尔长岗子墓、泰来辽墓、泰来塔子城墓、泰来后窝堡墓、泰来平等村墓等。
辽泰州（城四家子古城或塔虎城）金代沿用为新泰州，设置都统司、元帅府、节度使、东北路招讨司等机构；克东县乌裕尔河南岸的蒲裕路城也是金代重要城址[38]。辽金时期嫩江下游称为鸭子河，是辽金皇帝“春捺钵”之地，吉林乾安县花敖泡东南岸和査干湖西南岸发现辽金时期的春捺钵遗址群。此外，自嫩江西岸至大青山的金界壕，东端起自嫩江西岸的莫力达瓦达翰尔旗，向西南的金中都方向延伸。
至此，可以根据历史背景和考古发现将嫩江平原的考古遗存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即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约公元前4500年至春秋时期）、汉书二期文化（相当于战国西汉）、红马山文化和以大安渔场墓地为代表的遗存（东汉魏晋时期）和辽金遗存（以辽代遗存为主体）。
辽金以后，元代的嫩江平原先后属于铁木哥斡赤斤后王封地和辽阳行省（开元路和泰宁路），明代先是属于努尔干都司辖地，其后海西女真与兀良哈大致以嫩江为界分布。元明时期的嫩江平原主要是兀良哈的游牧区，考古遗存发现不多。元代沿用辽金泰州城故址，先后设置泰宁卫、泰宁府，明代设置为兀良哈三卫之一的泰宁卫指挥司，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清代嫩江平原还有达斡尔族和自新疆东迁的柯尔克孜族居住，配合尼尔基水利枢纽水库建设开展的文物普查中，在嫩江中游左岸发现9座达斡尔族将军墓[39]。
三、嫩江平原考古遗存的文化属性及生业形态的阶段性变化
张忠培先生指出，嫩江流域（包括松花江与嫩江交汇处附近和呼伦贝尔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40]。嫩江平原不同阶段的考古遗存分别显示出与东北文化区、北方草原文化区以及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关联，并且反映出生业形态的阶段性变化。
（1）嫩江平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考古遗存属于东北文化区的范畴。新石器时代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的夹砂直口筒形罐是东北文化区的典型陶器形制，靶山类型和昂昂溪文化发达的细石器、骨器（单排倒刺骨鱼镖、侧边凹槽骨刀梗、曲柄骨枪头等）表现出以“渔猎为主的经济形态，代表着东北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41]，这种渔猎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历史时期，甚至可以在这层文化意义上理解辽金皇帝的“四时捺钵”制度。
进入青铜时代，“小拉哈文化应该是由本地区以附加堆纹筒形罐为代表的昂昂溪文化稍晚阶段的遗存发展而来的，并且经过以白金宝F3012组为代表的过渡阶段，最后演化成了白金宝文化”[42]。嫩江平原青铜时代和战国西汉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在陶器的形制、纹饰、组合等方面显示出东北文化区的特征，以及与东北地区的考古遗存的普遍关联。
（2）至汉书二期文化阶段，嫩江平原与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关联较为明显。根据潘玲对平洋墓葬文化因素的分析[43]，早期墓葬（战国早、中期）“随葬的明确可判定年代的铜器都来自于长城地带，如双孔饰、鼓腹管、双联泡、齿状饰，其中鼓腹管和双联泡在长城地带各区都有发现，是较为普遍流行的器物”。中期墓葬（约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管銎的和銎孔式的铜镞、镂空球形铜铃、狗为主要用牲畜类方面”，其中来自冀北玉皇庙文化的因素仍然占主体；但是早期流行的“一次单人葬”已经逐渐转变为以“二次多人合葬”为主要埋葬形式。
平洋墓葬的主体文化因素仍然属于东北文化区。而且至平洋墓葬晚期（西汉中晚期），“来自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已经所剩无几”；早期墓葬的三足陶罐虽然也是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但“很快吸收了嫩江本地的传统使形制发生变化”。潘玲还指出平洋墓葬来自外贝加尔地区的文化因素有“燕尾形”骨镞，来自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主要是金丝拧绕耳饰。王立新注意到，受贝加尔湖沿岸古代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珍珠纹陶器在嫩江流域“从晚商前后出现，中经白金宝文化而延续到汉书二期文化”[44]。
《平洋墓葬》认为“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畜牧业为主，兼营渔猎，停留在‘俗随水草，居无常处’、食肉衣皮的游牧状态中”[45]。我在一篇文章中讲到，平洋墓葬（汉书二期文化）古代居民“当是东北地区以渔猎为主的人群集团，但是受到来自北方长城地带（戎狄）文化因素的强烈冲击和来自蒙古高原（胡人）文化因素的影响”。此外，嫩江下游的肇源望海屯遗址发现过反映吉林农安田家陀子遗址文化因素的遗存[46]。
（3）东汉魏晋时期，嫩江平原以红马山文化和大安渔场墓地为代表的考古遗存显示出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密切联系。倪润安认为新莽至东汉早期以拉布达林组墓葬为代表的遗存来自红马山文化，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晚期以扎赉诺尔组墓葬为代表的遗存“主要文化因素是来自海拉尔河以北地区的红马山文化和来自外贝加尔地区的布尔霍图伊文化，同时也包含了此前平洋文化在当地的遗留因素”，而“嘎仙洞应视作红马山文化从东向西翻越大兴安岭过程中的遗存”[47]。
乔梁则认为：“到了东汉阶段，红马山文化所体现的与大兴安岭西侧早期鲜卑文化的联系，表明了南下的拓跋鲜卑集团中还有向东挺进到嫩江流域的一支，类似的遗存发现的线索尚很少，反映了鲜卑的东进可能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扩张，但从远在三江平原腹地的凤林古城所出土的鲜卑式铜鍑来看，汉晋时期鲜卑集团对东方的影响仍不能小觑。汉书文化的终结很可能与鲜卑的东进南下存在着联系，除去红马山文化在大兴安岭东侧的出现外，以往在吉林大安渔场和后宝石等地的发现也能够透露一些端倪”[48]。
虽然“呼伦贝尔地区的东汉时期考古遗存对红马山文化的影响更大一些”，但是红马山文化与汉书二期文化、平洋墓葬“存在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而且“大安渔场墓地遗存与红马山文化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49]。红马山文化的文化基础仍然在于东北文化区；随着红马山文化的确认，大安渔场墓地的文化性质（是否鲜卑遗存）出现继续讨论的空间，不能轻易排除东北文化区衍生物的可能性。“红马山文化经济类型以渔猎经济形态为主，辅之于原始农业”[59]，大安渔场墓地的经济形态主要应该是渔猎畜牧兼营。
（4）辽金时期，嫩江平原的考古遗存表现出东北文化区与北方草原文化区的复合性状，生业方式也呈现出游牧、渔猎、农耕的混合形态。如果大庆沙家窑唐墓包涵“室韦、契丹和黑水秣鞮三种文化因素”的认识不误，嫩江平原考古学文化的复合性状和生业方式的混合形态在唐代早、中期就已经出现了。
契丹是游牧民族，渔猎经济也占有重要地位，不过辽朝建立前许多契丹人已经定居农耕。但是辽代族群构成（契丹、奚－汉、渤海）和经济形态的二元结构（游牧－定居农耕）整体上仍然存在。辽帝国政治重心和文化根基所在上京、中京处在北方草原边隅的西辽河流域，实际上是文化地理上的“辽西区”范围，因此辽帝国通常被视为东北地方民族政权，仍然属于东北文化区的范畴。
乔梁、杨晶指出，嫩江流域随着契丹势力的崛起，“这一区域成为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辽朝在此建立了泰州等行政设置以统辖之”[51]。他们认为，嫩江平原辽墓的族属除契丹人以外，“砖圹墓的死者之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承担着耕牧和摇役戍边双重任务的汉族边户”，“由塔子城所出的辽‘大安七年’残刻来看，当地的汉人不仅数量较多，同时还结成一定的社会组织”，“汉人也有可能被编入乣军或与之相关的组织”；而“富拉尔基墓和二村墓群正处于辽代突吕不室韦部和涅剌擎古部的分布区域之内”，泥质陶、细颈长体的壶类、用猪头骨或猪下额骨随葬等现象皆非契丹葬俗，“有可能同辽代的室韦部族有关”。从这些线索看，嫩江平原的辽金遗存反映了契丹、汉人、室韦、女真的共处和融合。
（5）元明时期嫩江平原多为兀良哈的游牧地。以游牧为主，清代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定居在村落里，但是畜牧业非常重要，从事农牧兼营的经济生活[52]。清代迁移到嫩江平原的柯尔克孜族最初被限制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在嫩江、乌裕尔河沿岸边狩猎边游牧，后来出现了定居村落并发展起粗放农业，但是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53]。
元明时期嫩江平原古代居民的生业方式先是向游牧转化，至清代逐渐发展起粗放农业，以农牧兼营为主，但是渔猎经济依然较为重要。在民族志中，农耕生活杂有浓厚畜牧因素的族群，生计方式往往更为复杂，1930年代的达斡尔族尚且“朝为农而暮为猎，今日为匠而明朝为渔，善养牲畜，能驯劣马”[54]。
四、相关学术概念辨析及“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界
在北方地区和涉及蒙古高原乃至欧亚内陆的考古学研究中，时常出现“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北方长城地带”“长城地带”“北方文化带”“北方地带”等称谓。讨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界，需要对这些考古学概念略加辨析。
首先是要明确“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北方长城地带”“长城地带”这三个概念在文化涵义上的异同。前面已述，考古学上的“长城地带”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指代不同。如果不是突出强调“北方长城地带”文化史在欧亚内陆意义上的宏观背景和学术视野[55]，则“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和“北方长城地带”这两个概念应当等同，而与“长城地带”有差别。
长城具有文化标识和文化符号的意义。“（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是在“北方地区”[56]或者“北方历史－文化区”[57]的区系框图中（即“北方地区中的长城地带”），以中原农耕文化区为参照坐标，以燕山南北和内蒙古中南部为地域重心，以生态环境作为基础，强调“游牧”与“农耕”在族群、环境、生业、文化、社会形态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二元对立和统一。其经济文化类型具有弹性，表现为“时农时牧”或“农牧结合”的经济文化特性和历史特征，其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酝酿长城和长城发挥作用的时间段上。
而“长城地带”超出了“北方地区”（或“北方历史－文化区”）的区系框图背景，地域范围可以延伸至西汉烽燧经行的新疆东部，也可以延伸至燕秦汉长城和明长城经行的辽东，甚至西北朝鲜[58]；若将金界壕视作长城，还可以包括进入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岭北长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随着地域范围的扩大，长城作为北方“游牧”与中原“农耕”二元对立统一的生态基础和文化意义也就淡化甚至不存在了，其作为地理符号的意义超出了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所表述的时间段也就可以包括长城酝酿和形成之前。
因此，乌恩先生所说的“长城地带”[59]实际与柯斯莫的“北方地带”大致相同，这也是苏秉琦先生可以在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体系中使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原因所在，他不过是以长城为地理符号来表述“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虽然地域范围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基本重合[60]。
明乎此，我们就清楚杨建华先生的“北方文化带”[61]和“长城地带”[62]，田广金先生定义的“农牧交错带”[63]，乌恩先生所说的“长城地带中段”，其实都是指“（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杨建华先生的“中国长城地带”[64]主要也是指“（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不过是兼及了“北方地区东北部的松花江、嫩江流域”。这些概念的文化内涵和地理范围、甚至时代意义，均与柯斯莫的“北方地带”有差别。而林沄先生译为英文的“北方地带（Northern Zone）”[65]，在中文语境中其实就是“北方地区”。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北方文化带”“北方地带”这些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童恩正先生提出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带”[66]和佟柱臣先生提出的三条新石器文化接触地带[67]。作为考古学术语的“考古学文化带”似乎也没有专门性的讨论。我觉得考古学上的“文化地带”也有严格意义和宽泛意义的区别，考古学文化带具有文化廊道性质，内部的族群结构经常是不稳定的，但是仍然具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共性文化因素（这主要是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带，“长城地带”则显得宽泛，虽然也有“圈点纹”的例子[68]。
关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地理范围，东西方向上（横向），林沄先生认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69]，青海是否属于这一地带仍有不同看法[70]而杨建华先生认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段中心是冀北地区[71]。于南北方向（纵向），似乎只有田广金、郭素新先生作过界定[72]。
就嫩江平原而言，我们注意到其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文化性质的某些关联性，而且金界壕也被很多学者视为广义上的长城，但是不赞成将嫩江平原纳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范畴。“历史上的黑龙江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大约自史前时期一直到金代以前，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东、西两大区系。其中以嫩江流域为重心的西部地区，因西与蒙古草原地带相接壤，故经常处于以游牧为主体经济的文化系统的影响之下”[73]。但是嫩江平原以东、以南地区，是“东北文化区”的范畴，而且嫩江平原作为北方草原文化区与东北文化区的接触地带，战国以后考古遗存所显示的经济形态更多地表现出游牧、渔猎和农耕的“三位一体”，而非游牧与农耕的“二元对立统一”。
嫩江平原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关联性，主要发生在汉书二期文化阶段。汉书二期文化居民属于先秦时期的古东北类型。而在北方长城地带东段的辽西丘陵，自青铜时代已经开始出现不同类型人群的共存，表现为自早期青铜时代“以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分布区的古华北类型人群向辽西地区及华北平原地区的扩散”，但是在西辽河以北的东北地区还未有相关新材料的发现[74]。这也在体质人类学上说明了嫩江平原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居民构成的差异。
北方游牧文化对东北文化区的冲击，集中体现在嫩江平原。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讲的，“在北方草原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东北文化区的接触地带（即长城地带及其向西辽河和嫩江流域的延伸方向），不同文化系统的作用是相互的、持续的，文化因素彼此渗透，考古学文化面貌往往呈现出复合性状（虽然主体系统仍然各自有别）”[75]。嫩江平原考古遗存的文化属性，自汉书二期文化以来即已经呈现出复合性状；明代嫩江还是北方游牧文化区与东北渔猎、农耕文化区的界线。嫩江西侧的大兴安岭作为天然屏障，似乎也起到了类似长城的作用。但是依照前面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理解，嫩江平原不宜视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界；至于是否属于“长城地带”或“北方地带”的范畴，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注释：
［1］郭大顺.东北文化区的提出及意义［A］.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余太山认为“欧亚内陆”是地理名称，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佘太山.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
［3］夏明亮，童雪莲.“长城地带”考古学术语属性探讨［J］.东北史地，2012（5）.
［4］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内蒙古·长城地带［A］.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C］，1935.
［5］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6］依夏文统计，首次以“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为题名的学术会议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首次以“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为题名的论述是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2002年）.林沄先生2002年3月在台北召开的“文化差异与通则：纪念张光直先生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此文，2003年5月发表于《燕京学报》新十四期，后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二）.
［7］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A］.林沄学术文集（二）［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9.
［8］柯氏执笔的《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为《剑桥中国先秦史》第十三章.转引自注释［4］林坛文。
［9］林沄.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A］.林沄学术文集（二）［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78-79.
［10］黑龙江考古学界一般认为早期铁器时代早段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两汉，早期铁器时代晚段相当于魏晋南北朝.参见许永杰.黑龙江省铁器时代的聚落考古［A］.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1］赵宾福.嫩江流域三种新石器文化的辨析［A］.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2］张伟，田禾.嫩江流域唐代文化遗存辨识——以大庆沙家窑辽墓为出发点［J］.北方文物，2012（1）.
［13］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69.
［1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平洋墓葬［Ｍ］.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5］潘玲，林沄.平洋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性质［A］.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6］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讷河大古堆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2009（6）.
［1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小登科墓葬及相关问题［J］.北方文物，1986（2）.
［18］赵善桐.黑龙江官地遗址发现的墓葬［J］.考古，1965（1）.
［19］白城地区博物馆等.吉林省镇赉县坦途北岗子青铜时代墓葬清理报告［J］.博物馆研究，1993（1）.
［20］中澍.通榆县兴隆山鲜卑墓清理简报［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3）.
［21］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齐齐哈尔市大道三家子墓葬清理［J］.考古，1988（12）.
［22］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48-150.
［23］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J］.文物，1960（8-9）.
［2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Ｍ］.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25］同［14］.
［26］干志耿提出白金宝文化为“橐离文化”，见干志耿.古代橐离研究［J］.民族研究，1984（2）.王绵厚提出庆华古城为夫余先世“橐离国”故地，见王绵厚.秦汉东北史［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60.
［27］潘其凤.平洋墓葬人骨的研究［A］.平洋墓葬［Ｍ］.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8］肖晓鸣，朱泓.汉书二期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及相关问题——基于后套木嘎遗址人骨新材料的探索［A］.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9］a.安路，贾伟明.黑龙江讷河二克浅墓地及其问题探讨［J］.北方文物，1986（2）.ｂ.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讷河市二克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J］.考古，2003（2）.
［30］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讷河市库勒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J］.考古，2006（5）.
［31］张伟.红马山文化辨析［J］.北方文物，2007（3）.
［32］乔梁.黑龙江汉晋时期考古学遗存的分布与文化格局［A］.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33］吉林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大安渔场古代墓地［J］.考古，1975（6）.
［34］杨晶.吉林大安渔场墓地的时代与族属［J］.考古与文物，1988（4）.
［35］潘玲.对部分与鲜卑相关遗存年代的再探讨［A］.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36］同［12］.
［37］乔梁，杨晶.黑龙江省西部的辽代墓葬［J］.北方文物，2001（4）.
［38］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絲县金代蒲裕路古城发掘简报［J］.考古，1987（2）.
［39］许永杰.黑龙江考古界说［J］.北方文物，2001（4）.
［40］张忠培.黑龙江考古学的几个问题的讨论［J］.北方文物，1997（1）.
［41］同［1］.
［42］赵宾福.松嫩平原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认识［A］.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43］潘玲.平洋墓葬再研究［A］.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44］王立新.中国东北地区所见的珍珠纹陶器［A］.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5］同［14］.
［46］同［32］.
［47］倪润安.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考古遗存的分组与演变关系［A］.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8］同［32］.
［49］张伟.红马山文化辨析［J］.北方文物，2007（3）.
［50］同［49］.
［51］同［37］.
［52］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Ｍ］.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5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54］梁钊韬，陈启新，杨鹤书编著.中国民族学概论［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55］“北方长城地带”是开放的文化单元，中国北方考古尤其是北方民族考古更是国际性的学术课题，在某些话语体系中，“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概念较之“北方长城地带”表述得更为清晰.
［56］苏秉琦划分的“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之一（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Ｍ］.北京：三联书店，2001：50），深刻地影响着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
［57］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A］.北方考古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58］西北朝鲜发现有燕汉时期的大宁江长城.郑君雷.大宁江长城的相关问题［J］.史学集刊，1997（1）.
［59］乌恩认为长城地带通常泛指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长城地带中段指东起辽西、西至甘肃东部这一地域.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Ｍ］.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
［60］苏秉琦、殷玮璋划定的“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范围，“从东向西主要包括以昭盟为中心的地区；河套地区；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三个部分”.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J］.文物，1981（5）.这也说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形成有其历史基础.
［61］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62］杨建华认为所谓长城地带，大致指西起陇山向东至鄂尔多斯高原，再向东至桑干河河谷至燕山.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
［63］田广金，郭素新.中国北方畜牧——游牧民族的形成与发展［A］.北方考古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64］杨建华.欧亚草原的经济类型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评价［A］.北方先秦考古研究［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65］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A］.林沄学术文集［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66］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A］.文物与考古论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67］佟柱臣1985年提出“阴山”“秦岭——桐柏山——汉水——淮河”“南岭——武夷山”三条新石器文化接触地带.
［68］以北方长城地带东段为中心，从新疆至吉林，商末周初之际至魏晋十六国的骨角器上均发现过圈点纹.潘玲.圈点纹浅析［A］.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9］同［7］.
［70］同［9］.
［71］杨建华认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依地理特征及其文化面貌可以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即以陇山为中心的甘肃宁夏地区、以鄂尔多斯高原、岱海为主的内蒙古地区和以桑干河、燕山为中心的冀北地区.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8.
［72］田广金、郭素新认为，在“北方历史——文化区”所涵盖的狭长地域中，“历史时期修筑了两道长城.从陇东始，至陕北后分为南北两道，北侧为战国秦汉长城线，南侧为明代长城.两道长城于张家口靠拢，呈横‘Ｘ’状分布，其间部分统称为北方长城地带”.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A］.北方考古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74.
［73］同［37］.
［74］同［28］.
［75］马艳，郑君雷.林西井沟子的早期游牧社会及其他——《林西井沟子》读后［J］.考古，2013（12）.
编 者 按：原文引自《北方民族考古（第3辑）》，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