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李扬，本名李锡龙，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沈从文研究，著有《沈从文的最后40年》《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家国》等。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不折不从，亦慈亦让。”这是1988年沈从文去世时，姨妹张充和、妹夫傅汉思从美国发来的挽联，短短十六字，道尽沈从文一生的坚守与烂漫。这个湘西乡下人，因文学获得了“永恒生命”。
2024年5月10日是沈从文逝世36周年，2024年也是沈从文首次发表作品、正式步入文坛100周年。日前，沈从文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扬的代表作《沈从文的最后40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他在接受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说，若用3个关键词解读沈从文的最后40年，那便是“韧性”“耐烦”和“坚守”。
20年之功写就的知识分子心灵史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山。“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这是学生汪曾祺眼里的老师沈从文。
在李扬眼里，“沈从文先生是现代中国的一个传奇。”《沈从文的最后40年》正是李扬20年研究心得之精华，讲述了沈从文后半生细密复杂的生命之路和心路历程，呈现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该书自2005年首版以来影响深远，讲述了在时代的剧变中，在生命的至暗时刻，沈从文那颗赤诚的心却从未冷过。“从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不因外界变化而妥协的精神，也看到了他的坚忍与豁达，勤奋与执着。”李扬说。
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学术界的“沈从文热”已经持续40多年，但李扬直言，对沈从文的理解还远远不够，而这也是他数十年孜孜不倦研究沈从文的出发点，“虽然众多专家学者深耕沈从文研究，但与先生建构的文学、艺术、学术的大厦相比，我们后辈做得还远远不够。可能我们还刚刚起步，很多东西没有静下心来细品。”
这些值得静心细品的东西，就包括沈从文以丰富的笔触呈现的重压下的喘息。李扬说，“先生在重压下成长，我们对先生在困境下的喘息声的理解和把握还远远不够。先生去世以后，夫人张兆和女士曾编过一本《沈从文家书》，后记中的一段话令我非常震撼，她写道：“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常，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必须经历的生活。有微笑，有痛楚；有恬适，有愤慨；有欢乐，也有撕心裂肺的难言之苦。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他不是完人，却是一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心机，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
3个关键词解读沈从文的最后40年
讲述《沈从文的最后40年》，李扬用了20万字，他对记者表示，概括这漫长的40年，可以浓缩为3个关键词。
首先是“韧性”。“先生创造了现代中国一个不朽传奇，可以说，这个‘传奇’迄今依然无法逾越——他只有小学文化，但在一头闯入他所说的‘无从毕业’的社会学校后，却通过卓绝努力，最终成为著名作家、编辑家、大学教授、物质文化史研究专家。现在想来，不要说是一个小学生，即便是一个博士，如果让他在多个领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都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沈从文的这些成就都不是在顺境中、温室里取得的，而是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中取得的，这更让人敬佩。所以，他的韧性，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二个词是“耐烦”。“先生谈及自己的时候常说：我绝对不是什么天才，天分也不是很高，但是我有一点，就是‘耐烦’。‘耐烦’是他对自己工作态度的一个非常传神的概括。他对于写作非常‘耐烦’，在写作过程中三番五次地修改，作品发表后依然会在自存本上不断修改，所以，先生作品的版本非常多，这都是他不断地打磨所留下的痕迹。这是‘耐烦’的含义之一。另一个含义是，先生无论从事哪一种工作，他都心无旁骛，一门心思沉浸其中，所以，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绝非偶然，而是他的工作态度、学习态度和写作态度使然。”
沈从文的“坚守”尤其令李扬肃然起敬。“‘坚守’是指先生对自己文学理想的持守精神。我们知道，先生曾在《边城•题记》里说，自己的文学理想是要建造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他也曾尝试过其他写作方式，但当他发现这种写作方式严重悖离了自己的写作理想时，便会毅然放弃。他宁愿选择‘消失’，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即便做一个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也在所不惜，这，真不是随便哪个作家能做到的。”
对话》
“说不尽的沈从文。还有很多很多工作，等待着我们。”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将视角聚焦沈从文的最后40年，您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如何不一样的沈从文？
李扬：20世纪后半期，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形象是大起大落的，就学术样态来讲不算正常。20世纪80年代初，我读大学的时候，在通行的文学史教科书上，沈从文依然是受冷落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沈从文热”渐渐形成，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但随之也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很多人把先生看成是超然物外的一个存在，这也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因此，写作《沈从文的最后40年》过程中，我力争根据掌握的材料，秉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呈现一个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艰难前行的血肉丰满的作家形象。对沈从文与胡适、徐志摩、丁玲、萧乾的关系，也做了实事求是的考辨。这是本书与其他沈从文研究论著的不同之处。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沈从文带给你最深刻的触动在哪里？
李扬：写作《沈从文的最后40年》和《沈从文年谱长编》的过程中，回荡在我脑海里的，往往是他所遭遇的极其艰难的困境，即使如此，沈先生却取得了后人难以超越的成就，我想，沈从文先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行为的标杆。今天文学界常常讨论，为什么很难再出大师级作品？如何解决文学原创性问题？似乎不少人往往将其归因于外在环境。但在沈先生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观，困境重重，他几乎以一己之力书写了传奇。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作为一个文学符号，今天的读者一部分是为沈从文作品本身折服，一部分可能只是略知作品，更多着迷于他的爱情“八卦”，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说，你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李扬：沈从文先生的爱情故事确实有着诸多离奇之处，但我想，吸引读者的可能也并不在于故事的八卦本身，而是“故事”背后所隐含的深意。这其中，既隐藏着每个人追求爱情过程中都有的甜蜜、困厄与深情，也有着对沈从文的恋爱氛围的些许迷恋与神往。追求爱情过程中，或是苦辣酸甜，或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都是人生的真义之所在。这种充满诗意的爱情世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无边遐想。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沈从文自诩乡下人，以书写湘西的的乡土文学成名，在您看来，他的文学传统在乡村振兴的今天得到了怎样的继承和发展？
李扬：沈从文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湘西世界。与福克纳、马尔克斯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孔多镇不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作家生于斯长于斯，湘西大地滋养着他，孕育了他的精魂。
他在小说、散文中，饱含深情地书写着神奇的湘西，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爱与恨、情与仇。在《边城》《长河》《萧萧》《虎雏》《柏子》《丈夫》等小说中，作家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书写着湘西的人情、人性之美，表现着湘西地方人民率真而又顽强的抗争，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和原始力量的赞美。他笔下的少女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夭夭(《长河》)清纯又清澈，从未被世俗污染，唤起人们对诗意生活的无尽遐想。
他近乎以一己之力延续着湘西文化的血脉传承。之所以他笔下的乡土那么传神，那么诗意，和作家的生命深深地根植于这片土地紧密相关。这也为当下书写乡土的作家们树立了一个行为的标杆。写好乡土，需要真正和乡土世界融为一体，如此才会写出具有典范性的作品。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深入人心，就与作家深深地根植于乡土有关，这是新时代的文学创作者们，应该加倍珍惜的乡土文学传统。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沈从文从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刚好百年，他逝世也近40年，在您看来，他作品获得永恒生命的关键何在？
李扬：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一直有着高度的自信。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在《湘行书简·横石和九溪》里说过，自己的作品会“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里写道，“你们或许嫌它式样太旧了，形体太小了，不妨事。我已说过，那原本不是特别为你们作的。它或许目前不值得注意，将来更无希望引人注意；或许比你们寿命长一点，受得住风雨寒暑，受得住冷落，幸而存在，后来人还需要它。”他始终相信：“论公平还是读者公平。”
我想，他的作品之所以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源于他对文学尊严和独立性的捍卫；源于他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不懈追问；源于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患；同时也源于他身上的社会担当精神。永远的沈从文，说不尽的沈从文。在沈从文研究领域，无论是对其人还是其文的研究阐释，还有很多很多工作，等待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