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上午，北京，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代表在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全国人大代表李小莉在会上发言。人民视觉供图
编者按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今年两会“瘦身”，但代表委员们履职未“瘦身”，议政未“瘦身”，他们不负使命，尽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贡献智慧。本报选取了部分代表委员向大会提交的提案和建议的摘要，供读者阅悉，请大家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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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农工党中央建议，尽快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成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领导小组。建议教育机构主导，学校成为防控责任落实主体，班主任监督，并将近视防控工作列入各级各部门的年度考核内容，切实落实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的有关要求。
教育部门应将近视发生率列入各学校考核指标，对各学校进行严格考核。制定学生近视防控的具体措施，如强制性开展课间眼保健操和户外活动等。教育和卫生部门应加强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监测，建立学生视力检查制度，建设数据收集分析应用系统，规范学生视力档案，及时发现学生视力变化，对不同视力学生实行分类指导和管理，针对性采取措施，提高综合预防效果。
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化近视防控标准与体系。实现近视防控的智能化和信息化。规范信息化筛查手段。实现数据的标准化和统一性。建立近视防控基地，开展预防近视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
建议构建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制度
近年来，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盲区：如非法生产和销售含有毒有害物质或安全隐患的儿童玩具；非法雇用未成年劳动用工问题；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对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无人代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的问题；未成年人家长不履行扶养义务或监护权，对未成年人实施暴力、虐待、遗弃等问题。
推动构建行之有效的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已刻不容缓。台盟中央建议，立足当前形势，加强分析研判。强化法律落实，修订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相关法律制度。修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的相关法律规定，特别要细化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管辖、诉前程序、诉讼权与义务、举证责任等相关要求。
落实配套措施，积极稳妥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工作。及时制定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及配套文件。同时，还要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的专业化队伍建设，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的宣传普及，切实为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建议加强未成年人从事商业活动权益保障
近年网上不断爆出如“三岁童模拍摄时被母亲踢踹视频”“儿童维密秀”“童星培训骗局”“童星网络直播和募捐”等热点事件，不同程度反映了未成年人被迫从事超出其身体承受能力或与其年龄、身心不相适应的工作，造成其人身权、受教育权、财产权受到侵犯的问题。
民革中央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中增加保护未成年人商业演出权益的相关规定，明确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指导其他相关立法。同时加快研究出台专门立法，先尝试制定地区性的行政法规等，试点成功后再上升为全国层面的立法。
构建未成年人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业规范。首先根据未成年人参与商业活动的内容和特点，从身体情况、义务教育、学习成绩等方面构建入行标准；其次对商家从聘用合同、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工作环境、工作内容、违反规定的监督、惩处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确保未成年人参与商业活动的行为符合儿童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
促进对法定代理人的引导、监督和评价机制多元化。引导法定代理人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不得强迫工作、暴力对待、经济剥夺、减损受教育权。
建议知网对国内用户免费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建议把中国知网纳入政府购买服务，在国内供用户免费使用。
他指出，随着知网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出现了收费贵、行业垄断等方面问题。知网很容易通过垄断地位摄取高额利润，造成知识获取成本不断增长。目前，个人用户下载一篇论文平均付费3元左右。“技术让知识越来越便宜，而垄断让价格越来越昂贵。”
他建议，知网的论文浏览和下载功能可供国内用户免费使用，论文查重、论文引用检索、大数据服务等可继续收费。青少年学生等特殊人群通过知网获取专业文献更应免费。
建议减少各类“进校园”活动
带有商业性质的竞赛、广告等牟利性商业活动进入校园，社会反响强烈。不完全统计，2018年福建省组织学校参加县级以上各类比赛（不含教育系统自身开展的比赛活动）累计15次以上，各部门开展的创建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也有10多项。这些门类繁多的比赛、“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创建评比检查等，极大影响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
台盟中央建议，切实加强各类“进校园”活动的归口管理。各类“进校园”活动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发文、统一管理，做到“三统一”。建立健全各类“进校园”活动审批制度。建立各类“进校园”活动备案审核制度。进一步落实各类“进校园”活动学校选择权。
建议所有高校开设心肺复苏课程
民进中央今年提案指出，数据显示我国每天约1500人心脏性猝死，其中18-39岁青年占比最高，达43%。心脏性猝死的防治在我国仍是薄弱环节，还没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急救体系，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备不完善。
建议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如机场、火车站、地铁站、大型购物中心以及运动场等，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AED），让急救常识成为必修课，所有高校开设心肺复苏课程（半天或一天）。
建议搭建全国统一的婚恋登记信息查询平台
“希望疫情结束后国家给我分配一个男朋友”，记得援鄂护士田芳芳的愿望吗？全国政协委员谈剑锋注意到了田芳芳。针对单身青年痛点，他今年提交提案，呼吁开放全国统一的婚恋登记信息查询平台。他建议，参考公安部的公民身份证信息系统，由民政部联合相关单位共同搭建全国统一的婚恋登记信息查询平台，按照法律规定适度提供公民婚姻状态查询功能，保证婚恋网站和婚介服务机构能有效甄别客户婚姻状况，不再让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由共青团中央等牵头，为单身青年搭建信任与交流的平台。各级共青团应发挥组织优势，全面结合互联网新技术和新手段，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青年联谊活动。
建议取消博士后进站年龄限制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建议，取消博士后进站年龄限制。
黄爱龙认为，将博士后申报年龄限制为35岁，导致大量成熟、优秀的中青年科研人才被拒之门外。
他建议，在充分调研和先行试点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调研，通过取消博士后进站年龄限制，形成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风气。同时，提倡终身学习、建立学习型社会，激励全民学习创新的激情与活力。
同时，进一步完善博士后相关管理制度，对中青年科研人才进行系统分类管理，摒弃过去简单年龄分类的一刀切，充分考虑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尊重创新人才成长规律，既激发青年科研人才队伍活力，又鼓励成熟人才科研积极性。并规范博士工作站的学术评价机制，下放博士后进出站的权限。
此外，尽可能减少对博士后管理的行政控制，健全制度保障学术单位的管理权限，扩大学术自主范围，营造一种宽松的制度创新环境。
建议建立国家级网络游戏防沉迷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李秀香建议，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国家级网络游戏防沉迷平台，通过建立更加有效的“防沉迷系统”，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
她曾遇到一个装有18个游戏App的孩子，他的同学最多装了100多个游戏App。“一些青年受众同时在电脑上下载多款游戏产品，一个下线再玩另外一个，很难控制个体一天共玩游戏的时间。”
李秀香建议，运用区块链技术研发一个数据统一、公正透明、绿色高效且统一的国家级青少年网络游戏防沉迷平台，实现有效监管。
在全国统一的防沉迷数据平台上，所有游戏厂商需实名注册，建立诚信档案；所有游戏产品需先申请出版，获得同意的批复文书后向游戏分级评审机构申请游戏评级，才能获得出版发行许可；所有游戏产品必须实名注册、登录，嵌入防沉迷工具包，动态监测，识别是否存在未成年人违规参与游戏；所有游戏玩家需在平台建立诚信档案，诚信不足的用户将受到禁止游戏等处罚；采集每个玩家所有游戏的防沉迷数据，并实时共享给各游戏厂商和监督方，各方需严格执行防沉迷制度，并将执行结果一并记录到平台数据库中；平台上所有业务的操作数据和操作结果，公开透明可监督。
在李秀香看来，借助区块链的技术，彻底解决数据孤岛的难题。既防止游戏企业作弊，也确保了监管政策的执行在阳光下进行，并且过程和细节可以追溯。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还需配套人脸识别的功能，且必须加快推动网络游戏分级制落地，加大游戏厂商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防止沉迷游戏现象进一步扩大。
建议建立污点艺人使用和惩诫机制
劣迹艺人拖累一众影视剧和平台，在近几年中多有出现。2014年，柯震东因吸毒被捕，主演的《捉妖记》不得已更换男主角重新拍摄，追加成本7000万元；2019年，吴秀波因婚内出轨事件，导致《情圣2》《渴望生活》《无名侦探》等多部主演影视剧，都无法上映或播出；2019年，翟天临因“博士论文造假”事件，至今没有再次出现在大众视线，其主演的《无名侦探》《深渊行者》等剧也至今没有播出；唐德影视因使用了两个污点艺人导致严重亏损，制片方风险不可控是影视圈一个重要问题。
赵冬苓认为，对事先不知情而导致有污点艺人参演的作品，可以在负面新闻被曝光后有半年至一年的冷却期，然后允许其发行播出，以避免污点艺人大面积株连参演作品，致使制片方无辜受损的局面出现，使资本对影视市场的风险有合理的预期，使污点艺人带来的市场风险可控。”
赵冬苓建议，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责成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制定污点艺人使用管理和惩诫制度，以更好地管理和约束艺人队伍，有理有据地惩诫污点艺人，管控由污点艺人出现的市场风险，促进影视市场的健康发展。
赵冬苓建议：建立专门的对污点艺人行为性质、不良影响进行评判的专业委员会；根据污点艺人不良行为的性质、和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分级惩诫；根据污点艺人的行为性质的不同，在禁入期内组织污点艺人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建立正规的申诉渠道，污点艺人对行为定性或者惩戒不服，可以提起申诉；对事先不知情而导致有污点艺人参演的作品，可以在负面新闻被曝光后有半年至一年的冷却期然后允许其发行播出。
建议引入“恶意年龄补足”规则
近期，“十三岁男孩杀害十岁女孩后抛尸”，去年年底，大连一名14岁男孩因要求与11岁女孩发生不正当关系遭到拒绝后，将其残忍杀害抛尸花坛。
近年来，很多未成年人作为加害人的恶性案件频发，让人不寒而栗。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建议，少年作恶，也是恶，需要劝诫和教育，但也需要惩罚。
一些声音建议，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此，方燕认为，《刑法》一刀切式的、刚性的刑责年龄标准，体现的是法律的悲悯和理性，而不是对个体理性水平生物学证据的严密考察。
“未成年人的成长不是因为今天过了几岁生日就醍醐灌顶了，犯罪有其背景因素和客观规律。”方燕表示，无论刑事责任年龄降到多少岁，总会有个案打破这一规则，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打击恶性犯罪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让《刑法》变得更加苛刻，也不会起到想象中的预防效果。
方燕建议，借鉴国外经验，引入“恶意年龄补足”规则，应是一条既有利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矫治，也有利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发生的路径。
对比国外，英美法系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规定10岁以上不满14岁少年为“推定缺乏刑事责任能力”，而如果他们知道恶性而实施危害行为，则具有恶意补足年龄的效力，追究刑事责任；大陆法系有一些国家使用的“辨别能力规则”与其类似，即根据未成年人心智和道德的发育程度，在犯罪行为时能够认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并能据此认识控制自己的行为，则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方燕认为，我国法律通过借鉴国外这种认定规则，将恶性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纳入《刑法》惩戒的范围，应是相较于单纯以年龄作为罪与非罪划分的手段而言，更为合理的方式。
方燕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后补充增加，“未满十四周岁的人在实施前述八种行为时，如果能够认识到其行为的恶性，并能据此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仍然实施危害行为的，则推定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为了不矫枉过正，使得司法机关在恶意认定上更公平公正，也要考虑该条法律规定的落地和可行。需要进一步制定细则或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统一“恶意”的认定标准和技术方法，保证司法机关进行“恶意”认定时的公正性；同时，对认定过程应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并由专门机构进行监督，以确保结果的客观公正。
建议推广“分餐”“公筷”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平川建议，加快推广“分餐制”或使用“公筷公勺”，倡导文明健康的用餐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围桌共食、不用公筷的就餐方式给病毒传播提供了途径，对公众健康造成威胁。“共餐制”还更容易造成食物浪费，不利于大众健康和营养均衡。
推广“分餐”“公筷”，在全民普及“分餐制”或使用“公筷公勺”，宜以倡导方式循序渐进。
一是重视“抓小抓早”，建议将“分餐”“公筷”纳入公共卫生教育中，从小培养“分餐”及使用公筷公勺意识。建议将“分餐制”及使用公筷公勺编入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教材。在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日常教育中增加“分餐制”及公筷公勺的教育内容。
二是发挥“头雁效应”，建议在公（商）务用餐中率先推广“分餐”“公筷”。将公务用餐实行“分餐制”纳入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三是注重“社会联动”，建议加强政府引导和媒体宣传，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倡导家庭用餐实行“分餐”或使用“一菜一筷、一汤一勺”；议倡导餐饮机构提供“分餐”菜单、配备“公筷公勺”，同时将“分餐”“公筷”纳入餐饮企业文明评测体系；通过影视娱乐节目、体育赛事、公益公告等，宣传推广“分餐”“公筷”。
建议“两万亿”参考消费券设计思路
5月25日，中国财政科学院有关“数字消费券对复工复产的带动效应”的研究报告发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消费券是一项联结政府、平台、消费者、商家多主体的重要机制，从需求端影响到供给端，需要精细化设计，而今年直达基层的转移支付两万亿如何真正惠企利民，可以参考消费券的设计思路。
他对消费券如何设计提出4点建议。
一是优化消费券机制，适当推进消费券种类多样化，更加侧重消费能力提升。可针对收入消费弹性较高的商品或服务发放，如就业培训、公共服务、职业教育等，侧重选择产业关联强的行业或领域进行发放，并提高与消费人群特征的匹配度以最大化带动消费。
二是更多发挥对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推动作用。可适当降低消费券的使用门槛，设置与订单数量挂钩的核销机制，设置阶梯式的消费券政策，例如餐饮业，可以低一些。
三是各地应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消费券政策优化。各地政府可以依托平台企业在数字技术方面的能力，创新政策实施机制，提升政策效果。
四是以数字财政建设为抓手，实现政策、资金、服务对象的一体化。此次消费券的实验，为政策实施优化提供了新思路，例如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类支出或是对特定群体（例如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提高政策的精准性，促进公共服务供求的匹配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国 田文生 蒋肖斌 耿学清 见习记者 陈卓琼 张艺整理）